尽管唐军还没有直接向吴中发起进攻，但是战争给三吴之地带来的破坏和恶劣影响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。

    经过南朝历代坚持不懈的开发和三吴百姓们一年四季的辛勤劳作，吴中地区的民生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称得上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。

    但是区域的发展并不能均匀的惠及到每一名吴中百姓的身上，尤其南朝相对于北朝还有一个最大的劣势，那就是在土地制度方面并没有进行一个深刻的改革，土地的分配制度有着极大的缺陷。

    东晋南朝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，那就是衣冠南渡所造成的北方士民客寄江东。这些外来之人在江东本身并不具有土地资产，难以求田问舍，但在政治上却又享有一定的特权，由是便衍生出一种封锢山泽的现象，圈占大量的山泽土地作为私产，禁绝普通百姓进入其中开垦治业谋生。

    同一时期的北魏施行均田制，给土地的分配制定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公平的政策，让入籍的百姓都能从事耕织劳作从而获得收入。

    东晋南朝历代以来虽然也一直在奉行土断政策，但土断仅仅只是一种户籍政策，将侨居之民编入所居郡县，但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土地分配政策，侨人入籍但却无以谋生，上层权贵封锢山泽的现象却又越演越烈。

    豪富者田园土地连州跨郡，贫寒者却全无立锥之地。许多的三吴百姓本身并没有恒业和资产，都要通过或佃或佣才得以谋生。

    近年来随着南北商贸的展开，吴中这些豪强园业中的生产规模便已经在逐渐萎靡，大量的闲余劳动力被释放到乡野间，这些人本身又没有产业可以自给自足的谋生，只能游荡在乡里或是乞讨为生，或是聚啸为祸。

    如今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三吴之地的上空，不免更加的百业凋零。再加上大量的青壮丁力都被征聚在长城县中的临川王府以防敌备战，境中其他的地方却是盗匪横行，而遗留在各自乡里的那些妇孺老弱家眷们不只生计更加艰难，安全也都得不到保障。

    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不只是旷野中民不聊生，就连一些豪强世族之家生活都渐渐变得捉襟见肘，不复往年的从容。

    吴兴武康县，乃是吴兴沈氏乡籍所在，而吴兴沈氏也是如今整个吴兴郡境内最为豪壮的世族之家，文学武功俱有可夸，在朝在野也都人物不乏。诸如如今被临川王陈蒨倚为臂膀的震州长史沈恪，便是出身吴兴沈氏，陈蒨的夫人沈王妃，同样也是出身吴兴沈氏。

    武康下溪是境内土地肥沃、沟渠通畅的上佳水乡，此间多有豪族园业，位于下溪中游一座位置绝佳、同时面积也是最为广阔、足足达到了数百顷的庄园，乃是前梁重臣、文史名家沈约的产业。沈约早已去世多年，如今庄园的主人乃是沈约的孙子沈众。

    沈约一家素以清贵雅正着称，但本身乡势也是非常雄厚，单单下溪这一座庄园中便聚居着族人和部曲门生两三千人，庄园规模甚至比武康县城要更雄大一些。

    在这座面积广阔的庄园中，有许多滨水良田都已撂荒，数年没有耕种，但仍被用篱墙圈禁起来，并且安排庄人日常巡逻，不许外人随意进入。

    地处庄园中央的一片屋宇建筑，便是沈众并其家人们居住所在，房屋鳞次栉比，看起来很是繁华，但是行走在这些建筑间的庄人们却是面有菜色、无精打采。

    在庄中接待宾客的厅堂中，主人沈众正坐在堂上与来访的客人交谈，而坐在客席上的便是震州长史沈恪。

    “仲翁俭居乡里、奉行节俭，品行高尚，当真令人钦佩啊！”

    沈恪与沈众虽是同宗，但彼此关系与交情也只是一般，他见到沈众身上穿的衣袍还打着补丁，厅堂中也全无华彩装饰，先是恭维一番，旋即便又说道：“下官奉临川大王所命，欲邀请仲翁前往王邸共商大事。仲翁乃是乡里首望，若肯相济大事，必然令乡里士民更加欣于前往，守护乡土更有把握！”

    陈蒨如今在郡中造弄声势不小，但也并非所有乡人都团结在他的周围，仍有相当一部分乡士选择留在乡里，沈众便是其一。

    侯景之乱时，沈众归乡统率故义部曲并来附乡人五千余众奔救建康，足见其乡势雄厚。旧年因从江陵被擒送长安，客居几年后得以归乡，本来在朝任职中书令，但当先主去世、临川王窃持大权时，将之免官放还乡里。

    因为与临川王的这一点旧隙，加上沈众在一些事情上看法也与临川王有别，于是便没有响应其号召，而是选择留在乡里，此时面对沈恪的邀请，他只是摆手说道：“今乡里豪壮皆聚临川王门下，我不过一介腐朽老夫，纵然前往也难助于事。有劳长史奔走一程，实在是难当大王盛情相邀！”

    “仲翁实在是太谦虚了，今强敌过江、将要来犯吾乡，乃是数百年未逢之大变故，凡我乡徒皆难置身事外。当年江陵之祸，仲翁也曾亲历，更遭掳持漂泊在外数年之久，而今忍观乡人再罹此难？”

    唐军一直引而不发，长时间的枯燥等待也让长城县中所集结的乡曲义众们意志松懈、人心涣散，需要沈众这种在乡里声望颇高之人再作号召拢合，于是沈恪便又苦口婆心的劝告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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